乌鲁木齐晚报全媒体记者向雅祺娜扎开提•柯尤木

人生如剧，四幕而已——啼哭，光亮，长路，暖阳。

每一间产房、每一台手术、每一次随访、每一间安宁病房里，都有医者站在各自的渡口。他们用双手、技艺、耐心与温柔，陪伴每一个生命从容走过。

医师节前夕，走近相伴左右的医者，也走近每一段被陪伴过的生命。

近日，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三科，科室主任方志敏（左）和护士长周亮正在查看患者的病历。记者向雅祺摄

第一幕 初见

8月14日清晨，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（乌鲁木齐儿童医院）分院产房。走廊里脚步声急促而有序，隔着待产室的门，隐约能听见呼吸声和轻声安慰。

31岁的助产士毛媛媛半蹲在产床边，一只手握住产妇的手，另一只手搭在她隆起的腹部，感受宫缩节律。今年是她工作的第十二年。

“助产士，是用手托起生命的人。”她说。

第一次接产时，她的手在抖。“前一秒胎心还在咚咚咚地跳，下一秒孩子就出来了。我到现在还是觉得神奇。”

助产士的工作远不止“接生”。从指导用力、上台接生、适度保护会阴，到新生儿娩出后查体、与妈妈早接触……毛媛媛说，助产士是孩子降生后第一眼看见的人。查体时，她会一边数宝宝的手指脚趾，一边轻声念叨：“12345，真漂亮。”

十二年间，她见过惊险，也见过温情。

一位39岁的二胎宝妈因产程过长导致疲乏无力，胎头娩出后发生“肩难产”——孩子肩膀卡住了。新生儿科医生、二线医生、两名助产士瞬间围上来。孩子出来时无活力，团队立即做初步复苏。

一分钟。孩子哭了。

“那一分钟感觉特别长，又特别短。”

也有心头发烫的瞬间。有的宝宝一出生，小手会紧紧抓住止血钳，像不愿意和妈妈分开。在这间产房，丈夫陪产、亲手剪脐带已是寻常画面。一位宝爸在妻子用力时充当“计时器”，每一声宫缩都数着“十、九、八……”喊了一个多小时，嗓子全哑了。“爸爸剪脐带的那一刻，整个人是懵的，那个表情我一辈子忘不了。”

“我接生过一胎的宝妈，二胎还会回来找我们。她们带着大宝宝来看我们。”她说到这里，目光落在婴儿床方向，停顿了一下。

采访快结束时，记者问她最想对每个接生过的孩子说什么。她想了想：“希望你们茁壮成长，好好看看这个世界。”

窗外晨光正好，产房里又推进来一位待产妈妈，胎心监护仪再次传出“咚咚咚”的声响。毛媛媛整理了一下手套，转身走了进去。

近日，在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，眼科主任韩敬力正在为一位刚做完手术的患者检查术后恢复情况。记者向雅祺摄

第二幕 守望

同日上午，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四楼眼科。

韩敬力刚完成一台视网膜脱离手术，赶到门诊大厅时，医师节义诊已经开始，候诊队伍排了起来。韩敬力从事眼科临床三十年。他面对最多的，是老年性退行性疾病——白内障、黄斑病变、糖尿病视网膜病变。这些病本质上是眼睛这个精密仪器随年龄产生的自然损耗。

“眼科医生，就是那个抵抗时间磨损的工匠。”韩敬力说。

前不久，他遇到一位92岁的史先生。老人煤肺病史五十年，合并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病。六年来视力逐渐下降，辗转多家医院均因身体条件太差被婉拒。到韩敬力这里时，双眼仅存光感，生活无法自理。

“这样的高龄高危患者，手术风险极高。”韩敬力坦言，最大的顾虑从来不是手术本身，而是老人全身的承受能力。接下这个挑战靠的是什么？——“不做，老人就永远活在黑暗里。”

团队反复评估，为史先生实施了白内障手术并植入人工晶体。术后第二天揭开纱布，老人视力由仅存光感恢复到0.6。

0.6的视力对年轻人来说稀松平常。但对一位几乎失明的92岁老人意味着什么？纱布揭开那一刻，韩敬力看到的是老人认真端详子女的眉眼，是自己夹菜，是辨认纽扣，是敢于抬眼望向窗外，重新看见阳光。

老人重见光明，夺回的不只是视力，更是被黑暗慢慢剥夺的生命尊严。

而要完成这种修复，靠的是在零点几毫米的空间里守住标准。视网膜薄如蝉翼，黄斑区域细微脆弱，一丝偏移都可能改变一生的视觉质量。“大胆不是优势，克制才是修养。”每一次进针、剥离，不止要去除病灶，更要保护周边本就脆弱的健康组织。

器械迭代，设备升级，但医者内心的标尺不变。三十年，他做过多少台手术、看过多少双眼睛，早已数不清。他只记得，每一次透过显微镜与“时间造成的磨损”搏斗时，心里想的都一样——把属于患者的那点亮，尽可能多留一会儿。

近日，在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，眼科主任韩敬力正在医师节大型义诊活动现场为市民检查眼睛。记者向雅祺摄

第三幕 同行

8月17日，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三科。主任方志敏面前摊着一沓病历，上午多学科讨论刚结束，下午还有好几个老病号要复诊。

方志敏从事心血管疾病诊治二十余年。高血压、冠心病、心力衰竭，每一种都像慢慢收紧的绳子，不给你一个干脆的结果，只有日复一日的随访、调药、叮嘱。

他管过一位80多岁的患者，心衰合并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耳朵背，交流费劲。每次查房他都凑到她耳边，一个字一个字大声问。老太太听不清就笑，笑完了再问一遍。“她不是不配合，是听不见。你多重复几遍，她就懂了。”

重复叮嘱吃药、重复解释病情、重复安抚焦虑——每一次重复，都在告诉患者：你没有被我遗忘。

刘老师退休前是中学教师，六十多岁，确诊心力衰竭。刚来时连平躺都困难，稍微一动就喘不上气。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缓解，但心衰不可治愈，只能控制。出院那天，刘老师拉住方志敏：“方医生，我还能活多久？”

方志敏没有回答确切数字。“我只能告诉他，按时吃药、定期复查，有什么不舒服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

这通电话，刘老师后来打了许多次。药量怎么调，腿肿了怎么办，晚上睡不好是不是病情加重了。方志敏每次都耐心回答。慢慢地，电话那头的语气从慌乱变得平静。

“慢病管理的核心，不是某一次把病治好，而是让患者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有人一直在。”

前不久刘老师来复查，心功能控制得不错，脸色比上次好多了。临走时他回头说：“方医生，有你在，我心里踏实。”

方志敏没接话，低头在病历上记了一笔。

慢病管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。患者反复住院、反复调整方案，医生和家属都要面对漫长的不确定性。方志敏遇到病情恶化，心里也有挫败感。“但你得调整。你的情绪会传给患者。你慌了，患者就更慌。”

支撑他的，是随访中那些微小的变化——血压稳了，活动耐力提高了，这次心功能比上次好了一点。“看到患者预后改善，就是最大动力。”

门诊结束，最后一位患者起身离开。方志敏翻了翻明天的排班表，还有好几个老病号要来。“慢病管理没有终点，”他说，“但只要有耐心，就能陪着患者走很远。”

第四幕 告别

17日下午，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安宁疗护/老年病科。长廊静谧，只余时钟滴答。

护理负责人赵玲娜推开病房门，床上的老人闭目小憩，床头柜摆着一张泛黄老照片。她和同事轻柔地为老人翻身，掖好被角。

科室设独立单间安宁病房。“我们希望给患者一处私密空间，让亲人能安心相伴。”

走廊尽头有一面心愿墙，贴满便签纸条，字迹工整不一，有的微微颤抖：

“我想去看海。”“希望家人平安喜乐。”“愿我保有尊严，安然离开。”“谢谢你们，我不再害怕。”

赵玲娜说，这些心愿有的是患者亲笔，有的是家属代记。很多人一生难以直面死亡，却愿意将心底的期许与不安倾诉在这面墙上。

安宁疗护的目标不是治愈疾病，而是三件事：躯体无痛、人格有尊、告别有温。

赵玲娜以前在别的科室工作，刚转到安宁疗护时，她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无所适从。那时候病房里一位老人握着她的手说：“姑娘，别怕，我都不怕。”她后来把这句话记了很久。“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，不是我在陪他们，是他们在教我。”

那之后她鼓励科室护士学习心理知识。从事安宁疗护，共情是持续消耗的。“但总得有人在这里。”

安宁疗护最动人的，是细碎的温柔。有些老人十分看重体面，翻身时总会下意识拉紧被褥，护士们便摸索出轻柔的照护方式。一位八旬老人，床头柜摆着老伴的照片，每次查房她都会拉住护士，翻开相册说从前的事。“有人愿意听，她就高兴。”

不少家属起初避讳谈论生命终点。赵玲娜选择温和地引导：“我们不纠结离别，多谈当下的陪伴，尽力减少遗憾。”

“遗憾”是安宁病房最常听见的词——来不及的道别，难开口的感谢。

落日余晖穿透窗户，落在心愿墙上，那些五颜六色的便签纸上，写满了不舍和遗憾。

曾经有位家属，父亲走前始终没说出那句“对不起”，后来在心愿墙上贴了一张纸条，写了两个字：“晚了。”

赵玲娜说，好好告别，是为了让患者安然落幕，也让家属慢慢释怀。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，但可以守护最后的温度。

感谢有你相伴

采访结束，我在安宁疗护病区的走廊里站了一会儿。

采访之前，我预想过很多“感动”的时刻。但真正坐下来整理素材时，打动我的恰恰是那些平凡的瞬间——产科护士数手指脚趾的念叨，眼科医生在零点几毫米间的克制，心内科医生一次次接起电话，安宁护士轻轻掖好被角。

这些瞬间太小了，小到如果不专门记下来，就会被日常淹没。

我渐渐想明白一件事。我们习惯歌颂拯救，却忘了多数时候，医者做的并非起死回生，而是陪伴。是孩子出生时那个托住的手掌，是视力模糊时那场冒险的手术，是漫漫长路上随时可拨通的号码，是终点前那句“别怕”。

医者的伟大恰恰藏在这些“被淹没”的瞬间里。他们不是人生剧本的执笔者，却用专业与耐心守护了每一幕剧。

感谢你们，始终在场。